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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马勒电影人

2018-12-06 19:07:18

路易·马勒电影人 ——

路易·马勒在印度洋、地中海及红海观察海底世界的经验,是否改变你对生命及宇宙的看法或看事情的角度?当《沉默的世界》上映以后,侯麦(Eric Rohmer)及巴赞(Andre? Bazin)从存在论或本体论的立场提出一些颇受注意的声明,他们说这部影片打开了经验的新境界。当你在拍摄这部影片时,你有什么感觉?那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经验。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也很骄傲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那种感觉和初几位航天员感觉到的一定很接近。但是,尽管我很佩服他(寇斯托)所发明的技术以及把这个新世界带给电影观众的魄力,尽管他是绝顶聪明、极富创造力、又很有幽默感--我的意思是,我真的很佩服他--但是,我们对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当你年轻气盛的时候,你对你认为对的事情很执着。当年我受布烈松的影响很大,其实到今天还是如此。我记得有一次在剪接时和寇斯托谈论到音乐,我跟他说:「你现在在做的,不是纪录片,是演艺事业。不应该是这样子的,这快变成华特?狄斯耐(Walt Disney)了!」华特?狄斯耐那几年正在做所谓的「真实生活冒险记」(True-Life Adventure)的纪录片,和音乐紧密地剪接在一起,企图哗众取宠,如果我现在听到自己当年那番「严正」的话,我会觉得很好笑。但是当时我很清楚我们做的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从某一个观点来看,你常常是自己影片的位观众;当我看到我们所拍摄的种种时,不禁感到一阵惊叹。我们必需发明法则--因为太新进了,没有参考资料可循。由于我们是在水底,摄影机自然有一种移动性及流动性。如果是在陆上作业的话,我们不晓得要动用多少繁复的吊车及滑车技巧,才能拍摄出那样的画面。但是因为摄影机变成潜水员行动的一部分,我们像呼吸一样轻松地做到了。我不赞同寇斯托的地方在于出了水面之后,他的直觉反应比较偏向传统的奇观。我宁愿把它保留成为一种比较独特的经验。你刚刚谈到和寇斯托不同的地方,你是否对那些现在使这个计划显得落伍的因素感到不满?--影片不真实的戏剧导向以及刻意的对白,那也许很适用于原始资料,但是用在这里使人怀疑所呈现的视觉经验。正是如此。譬如说,有一个潜水员正处在很危险的情况中,画面却忽然转接到甲板上的处理作业。很显然的,这不会是原来的摄影流程。寇斯托拍了许多优美的水底短片,在各种影展里得了不少奖。那些短片真的是关于珊瑚礁旁海底生物的精采报导(reportage)。但是,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我认为它应该保持的纯真,而不要用现代那些所谓的「写实戏剧」(docu-drama)的技巧。我记得拍摄那段潜水员因为得了潜水症而在水底昏过去的画面的情形。当我们进入剪接室以后,寇斯托觉得需要加强效果,也要插入一段解释,我觉得这实在是有些过于教条化。我常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这显然是寇斯托的影片。评述里的一句台词--「一座电影剧场,在海底下一千呎深处」--那是你或是寇斯托想出来的?我不记得了,我真的不记得了。将近四十年前我就发现寇斯托令人猜想不到的倾向--他对剧情片的企图。去年夏天,当我们谈论未来有些什么可以合作的项目时,我就为了这一点和他起了争执。他认为我们应该做剧情片,他说:「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做剧情片,你可以帮我。」我说:「可是我没兴趣跟你一起拍剧情片。」当时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争论是因为他对如何超越纪录片的范畴这件事很关切。当我自己拍摄纪录片时,我认为我拍的是极端的纪录片,所谓「直接电影」(cine?madirect)的极端。但是,寇斯托总忍不住要加点戏剧色彩--甚至他的电视影片也含有「惊湛」的影像,可是我不喜欢它们被戏剧化的方式。在这部影片里有一幕是:一只狗在甲板上对着一只活生生的龙虾直吠。有些人可能以为这是你惯有的幽默感。这是你目击而且希望保留的吗?我不以为那是我的。那时候我对电影制作的看法非常「布烈松」、非常朴实。但是寇斯托总是不断地在寻找「人情味」。当时是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资助他的;在他们的杂志上及影片里,他们都很注重人类的角色。我记得工作人员在遇见鲸鱼后开始杀鲨鱼的那一幕。那是在印度洋里,一条幼小的鲸鱼受伤了,几只巨大的鲨鱼突然来到,并且开始吃小鲸鱼。这其实是水手与鲨鱼敌对的遗传性反应--水手痛恨鲨鱼。但是这点在影片里显得很可爱。一九五六年,你随着《沉默的世界》去坎城,你和这位国家英雄分享「共同导演」的头衔,这部影片又正在角逐奖项。那必定是相当不同凡响的一次经验?那时我二十三岁,竟然在坎城亮相!寇斯托来了几天后告诉我说:「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多看看?」对我而言,发现电影世界是再好玩不过了!因为我已经当了几年的海底摄影师,在巴黎时也总是在剪接。我待了十天之后就回到巴黎,因为贾克?大地要我当《我的舅舅》(Mon oncle)的第二摄影师。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实现。虽然我的履历里常提到我当过贾克?大地的摄影师,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当过。回到巴黎后,很意外地接到一通坎城打来的,他们说:「你们得了金棕榈奖,但是影片没有派人来领奖。」那完全是个意外。那个时候是下午,但是当年的飞机不像今天那么方便。我甚至不记得后来到底有没有人上台领奖。后来我们发现评审委员有过一番激烈的争执,一度无法达成协议。本来应该得奖的是柏格曼(Ingmar Bergman)早期的一部好电影--《夏夜的微笑》(Smiles of a Summer Night),但是经过妥协之后,他们把奖给《沉默的世界》。当然,我们因此受到相当的注意,影片的票房卖座也非常得好!我并不太在乎那些,因为坎城影展以后我立刻就开始和布烈松一起工作。接着,我受邀到美国,那是我次到那儿访问,为的是拍摄刚把「南塔克特岛号」(Nantucket)轮船撞沉的意大利轮船「安德莉亚?杜利亚号」(Andrea Doria)。所以,那是一个很忙碌的夏天。但是我已经在想如何利用《沉默的世界》带给我的好运,尝试去拍我的部剧情片。一九五六年秋天冬天,我写了一部自传性的剧本--一个发生在Sorbonne的爱情故事。修饰过了以后,我到处拿给制片人看,但是处处被拒绝。那是「新浪潮」之前的事,如果再隔个两年,他们应该会立刻采用,因为那是新浪潮的东西。但是在那个年头,一个从来没有导演过剧情片的人想要拍一部个人性的电影,是无法得到财务支持的机会的。接着,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我的朋友亚伦?卡维黎尔在火车站的报摊上买了一本叫《死刑台与电梯》(Ascenseu pour l'e?chafaud)的书,读完以后,他告诉我说:「你知道吗?这本小说的情节和计谋真的很有意思。这可能可以开『黑色电影』(film noir)的先锋。」当时「警察电影」(film policier)类型在法国已经很受欢迎。我去见尚?杜利尔,他是布烈松的电影《死囚逃生记》的制作人。我告诉他:「读读这本书,我可以改编它。」这本书颇令人兴奋,因为它是一本很好的悬疑小说。他说:「好!如果我们能够提出演员阵容,并且推销给片商。」我选择和我仰慕的作家罗杰?尼麦尔(Roger Nimier)--一位年轻的小说家?--合作。死刑台与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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